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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演講——解讀三農問題(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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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午:《解讀三農問題》
——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2003年3月13日)

        大家晚上好,非常榮幸來到這個地方,這里是個神圣的、令人向往的地方,尤其對于一個農民。我今天感到非常激動,我為北大這種思想學術學風的開放感到高興,因為在這樣一個神圣的地方,能讓一個農民或者一個私營企業主坐下來講一講心里的感受,不管我講得好不好,這本身就有特殊的意義,就是一種象征,因此我為北大感到驕傲。我希望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對我也不要有過高的要求,因為我現在畢竟是一個農民。

        我今天要談的題目就是《解讀三農問題》,主要是談談我個人的感受。

      第一,我要談談目前流行的一些主流提法。

        首先說說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有好多年了,一開始是“兩高一優”農業,高產、高效、優質。實際結果呢?是高產沒有高效,優質沒有優價。國家提倡產業結構調整,好像就是種菜種果樹,農民大量地種,種菜據說現在全國種到了2.5億畝,人均達到二分菜地,今年的統計數字說是4.4億噸,占全世界蔬菜產量的76%。果樹呢?大家都知道好多水果不再摘果了,比如我的1500畝葡萄,是美國提子,還有一些市場。而我隔壁的葡萄園就不摘了,每斤三兩毛錢,雇工錢都不夠。歷史上楊貴妃吃的荔枝現在運到北方來,賤的時候才八九毛錢。這樣下去,產業結構調整還能走多遠?哪里出了問題?我和一個同學探討的時候認為:問題就出在一百個廚師給一個人做飯。我到黃土高原陜西、山西去,有意識地看了一下,那地方的官員們還在鼓勵農民“優質高效”,要瞄準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去生產蔬菜和水果。這樣的事情是很荒唐的,大家想一想:如果一百個人給一個人做飯,這一個人也只能吃一兩個廚師的飯,做飯的怎么會有出息呢?事實上這個路是行不通的。生產容易消費難,十億農民瞄準城市人的菜籃子、米袋子,供大于求是有目共睹的。這是第一點。

       其次是“小城鎮建設”。小城鎮建設也有十年了。成功的小城鎮有,但是廖廖無幾,可能沿海有。如果在內地、西部地區,就算產生了小城鎮,也都是政府投資的政績工程,無非是修花園、拓公路、建房子。我就想小城鎮的投資主體是誰,如果不是農民自愿地去建小城鎮的話,政績工程建成了以后,政府再去搜刮民財還賬,這個路能行得通嗎?就算你不用老百姓還賬,讓農民白住到那個小城鎮里面,他去不去?我認為他是不去的。他去那兒干什么?去那兒享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農民是享受不起的。這個“小城鎮建設”是不宜提倡的。1998年在中南海有個座談會,我去了,四川綿陽介紹經驗,領導還夸他們。什么經驗呢?賣戶口。當時我心里就有一種悲涼的感覺。

       現在又提出來“農民要向城市轉移,農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我覺得這個事情又是行不通的。先說現在咱們國家的城市是個什么狀態。就以北京為例。北京城是一圈一圈往外擴,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中間是中南海,也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然后才是商業中心。我們國家的口號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但是城市卻是以政治為中心建設的,那么農民進城能夠干什么?搞政治?搞文化?搞經濟?搞商業?只有個別的人或者少數的人能做點小買賣,當然也不乏出類拔萃的人物,但咱們說的是大多數人。農民進城就得是打工賣苦力,同時會帶來非常危險的因素。農民在農村不會發生暴力革命,但是農村問題一旦成為城市問題的時候,國家就要亂了。再者說,20年后,我們人口將達到16億,城市能有多大的容量?我昨天從網上了解到中國現在的人口已經接近14億,農村人口是9.3億,生活在縣以下的還有1.5到1.8個億,也就是說有11億左右生活在縣以下,城市僅僅有2億多人口,如果讓農民進城,城市有多大的容量?農民進城以后又干什么?我覺得這招也行不通。那么農民自己能夠城市化嗎?誰來投資?我覺得國家不投資建小城鎮都難,國家也沒錢,就是國家有錢也不可能給農民去建城市。我覺得讓農民進城、農村城市化是一個夢,是農民一個遙遠的夢,不符合現實。

        再次,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那就是給他們城里人待遇。城里人享受的社保也就是最低保障、醫療教育能夠給農民?國家有那么大的力量嗎?拿什么給?給得起嗎?這些提法好是好,但行不通。不要說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義務教育法出臺十年了,在農村有這個“義務”教育嗎?農村的教育附加、教育集資能夠去掉嗎?去掉以后教師的工資誰來發?國家撥款非常少。義務教育法都行不通,咱們還奢談什么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我覺得這是一個愿望,一個理想,不合國情。我想,誰當國家主席也做不到,哪個黨執政也做不到。

        最后一點,費改稅,減輕農民負擔。這一點應該說是有成效的,全國大約減去了40%。我來以前調查了三個村的農民,現在每一畝負擔輕的是37,重的是68,中間的是51。現在農民人均土地大約是一畝半,也就是說人均負擔在70到80之間。減負是減去了,但是減去的是農業稅和“三提五統”,農業稅很輕,重的是“三提五統”,就是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這是“三提”;“五統”包括教育費、民兵統籌、計生統籌、交通統籌、衛生防疫、治安聯防等,這些加在一起,一個農民負擔現在大約是70。這些東西能夠減下去,那么不能減下去的還有多少呢?生豬屠宰、糧食流通、河道工程、水費,這能減嗎?部門下來收費的非常多,尤其是對一些中小型企業。一個農民僅僅減去四五十塊錢,我不是說不好,但是能使農民富起來嗎?我想就把這點稅費全砍掉,能夠富嗎?一個農民少交這100,是不是就有出路了呢?咱們的官方統計數字,是收農業稅大約400個億,收“三提五統”800個億,朱總理說一共1200個億,李昌平先生說遠遠不只這一點,大約在三四千個億,但我要說的數字還大,得六七千個億。看問題的角度是不同的。朱總理在中央,1200個億是統計局報上去的。李昌平說得也沒有錯,比如縣里水利局編制30個人,實際開支是330個人。大家想一想,30個人的編制報到朱總理,330個人是李昌平看到的,那我孫大午感受的是660個人。他們在下邊吃、拿、索賄,這部分錢是見不著的。中央看到的是1200個億,鄉干部知道沒有三四千個億,養不了那么龐大的官僚隊伍,我們搞企業的感受還得翻上一番。如果大家不相信,應該去分析一下銀行的存款怎么增長這么快,看一下各個縣里、城市里那些豪華的住宅,這些錢從哪兒來的?

       有一個大數字我非常懷疑,就是這個GDP增長到10萬個億。但是有兩個數字我是非常相信的:去年國家的稅收增長了20%,收了1.6萬個億,銀行的存款增長了1.5萬個億。第一個數字為什么不相信?先說農民這一塊,人均純收入說是2400元。我也搞了個調查,走訪了很多農民。比如一個農民跟我說:種小麥(每畝)用底肥70、耕地20、種子20、播種費8元、澆水20、鋤草滅蟲5元、追肥38、收割費35、人工(一畝地兩個工)30、防災保險8毛;種玉米(每畝),秸稈粉碎25、種子11.5、底肥42、追肥30、鋤草滅蟲5塊、澆水水電費20、收割費30、費改稅58,一畝地下來成本近500元,每畝產小麥700~800斤,玉米700~800斤,一共1600斤,賣五毛錢一斤,一共是800元,減去500元的成本,剩300元,沒有算他個人的成本和勞動,要是一畝半只剩450元錢,我就納悶這純收入2400元錢怎么出來的。1998年那次我在中南海匯報,就講到這個數字水份太大,領導問我水份有多大?我說咱們今年年增長8%這個數,攔腰砍一刀還有水份。他說你有什么根據呢?我就從養雞這一塊說起。我說我是河北省的養雞狀元,在河北省我養雞是最多的。咱們統計局和報紙公布河北省養蛋雞5億只,全國人均雞蛋是17.5公斤,我去年賣了小雞400萬只,有200萬只是小公雞,200萬只小母雞如果長到產蛋期就按90%算(國標是85%),到下蛋的時候就剩下180萬只。河北省是107個縣,就算每個縣都有個大午集團,才2億只產蛋雞,事實上五個縣也沒有一個大午集團,這5億只產蛋雞從何而來?中央說今年要增長8%,河北省定的是9%,要高于西部各省,保定市要爭取做貢獻,定的是保16%爭17%,我們徐水縣是給保定市做貢獻的縣,定的年增長23%,大午集團所在鎮這個數字我就沒辦法填了,我給他們蓋章讓他們自己填去。這個數字就是這么來的。所以我對這個數字非常懷疑。稅收1.6萬個億我相信,而且我覺得收了有2.6萬個億。1998年,我們當地有家企業,董事長和我同齡,我問他“今年地稅拿了多少”,他說拿了100萬,我說“你真掙了不少錢”,可他說他賠了600萬,我問他“那怎么可能拿了100萬的企業所得稅?”他說人家稅務局要征這么多,我說“要征得有賬啊”,他說人家不按賬,按銷售額征,認定每銷售100元的產品至少有10%的利潤,所以就有國家的稅收3.3%,他說他去年的銷售額是6000多萬,所以得拿180萬的所得稅。這個數字就是這么征上來的。我為什么說遠遠不只1.6萬個億?我曾在一個貧困縣建過一個加油站,從1997年1月21日建站,到2001年8月22日總共的費用(吃喝花費、稅收)是298200,其中國稅收的有138800,以收稅為名收了地稅39000,其中沒有收稅憑證的一個7222,一個24800,這是31000,也就是說地稅入庫只入了7000塊錢。加在一起真正入國庫才145000。我這個企業一共花了290000多,入庫入了145000。所以說正稅只占了一半,那一半就是吃喝花、送禮。有人說:你愿意送。這就太委屈我們了,誰愿意出這錢?若有人說:你為了少納稅,那更冤枉。我們的賬目齊全,有據可查,從沒有少申報,更沒有偷漏稅。

       銀行存款猛增,企業卻紛紛倒閉。腐敗都擺到大街上去了,豪華的住宅一套接一套。我大膽地估計一下,現在九萬億的存款,有80%的存款在5%的人手里,而不是像他們說的20%的人占有80%的資金,5%在咱們國家是6500萬人,一個人十萬就是七萬個億。如果真要是20%的人占有80%的款,這個社會還是能夠前進的,能夠拉動經濟的,但現在走不下去了。

        今天下午有人跟我說,現在的學生有相當一部分是功利主義者,不關心政治和國家了,我說不能那么想,北大的學生平民家庭甚至窮學生居多,人們首先要求得到溫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經濟上的獨立,也就是“達則兼濟天下”。咱們要求北大的學生還像“五四”的時候那么熱血沸騰為國家,就要求太高了,那時候上學的人都是有錢的人,毛澤東說是個富農出身(可能是個地主也差不多),他來到北大圖書館還是最讓人瞧不起的人呢。

        再說回來,減稅費確確實實也行不通,因為減一時還得出現反彈,端國家飯碗的吃喝怎么辦?你說中央怕農民鬧事,我看是更怕當官的鬧事,中央還得依賴他們。再者說,也不能說農民負擔重,70元錢怎么算重呢?相對于他的收入來說重了,但相對于這個時代,相對于國家的發展建設來說,目前農民給國家貢獻太少了,農民的產值按現在的統計占全國GDP的15%,十億人只占15%,這是多么的少啊。農民并不是不想貢獻,也不是不能貢獻,農民很勤奮愿意勞動,只是太窮了,給國家貢獻不了。真要是有出路的話,農民為了這70元錢敲鑼打鼓的抗稅,可能嗎?怎么會出現刁民?沒有刁官哪來的刁民?沒有政府的壓制,農民怎么會出現反抗?說農民窮農民苦,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那時候不苦?農民推著小車把勝利推出來了,你給了農民以希望,農民就擁護你。現在是個什么狀況?是農民看不到希望,農村成了絕望的田野。因此我說現在農民需要第三次解放。

        第二,農民為什么窮。農民窮是因為農民有飯吃沒有錢花,沒有錢花是因為沒事干,沒事干是因為農村有事沒人干,農村有事沒人干是因為不能干不敢干。有幾個敢干能干的人,下場都很慘,比如鄉鎮企業的帶頭人。官僚體制傷了農村的元氣。我剛才說的那個董事長,他挺到1999年就死了,死的時候欠下了大約五千萬的債務,其中有三千萬是銀行的債務。四大銀行的賬大約爛了有四萬個億,剝離了1.6萬個億,現在還沒剝離的大約有兩萬多個億,就是這么形成的。那個董事長人死了,他個人也沒有發財,我相信他的孩子上學都困難,現在我養著好幾個搞過鄉鎮企業人的孩子,我在救濟他們。你要說鄉鎮企業垮了是因為經營管理不善、素質不高,都不是實話。如果同學們真感興趣,我可以給你們提供幾個例子,你們可以去調查一下。即使有幾個敢干能干的能人,也得讓官僚部門給同化了。剩下像我這樣的,不是可喜可賀,而是可悲可嘆的,我也是九死一生。我是下海的,當過十年兵,在政府又工作了十年,而且我學過四年漢語言文學,學過三年法律,打了十幾年的行政官司,和土地局、稅務局和工商局打官司,不用請律師。死里逃生,可彰而不可學,沒有代表性。

        大家都知道現在就業難,就業難的實質是創業難。咱們舉個例子,你煮的雞蛋很好吃,說拿到市場去賣一賣吧,看誰來管你。我讓我們的人拉個單子,看看把雞蛋煮熟了賣,就說茶雞蛋吧,有多少部門來管你(有的地方不管那是有個好官,從法律上應該管你):首先衛生局有兩套人馬管你,一個是外觀的標準檢查,你的衣服、身體、工具廠房設備,是不是干凈衛生,第二套檢查你的微生物、細菌、重金屬,這是第一關;再看工商局,工商局要求起碼三證齊全,才可以上市場賣,就是營業執照、生產許可和稅務登記。執照里又含廠地證明、資金證明、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身份證明、職業證明,還有計劃生育證明。生產許可又含檢驗報告、設備清單、計量審計。工商局還有一個稽查大隊,專打假冒偽劣、無證經營,其實有證經營也打。大午集團的按摩器,在石家莊上市,工商局處罰:大午集團假冒大午商標非法銷售大午產品。后來我們就和他們打官司,他說我們就是假冒,因為大午商標沒有給公告,我說根據商標審計法三個月申報、三個月審查、三個月公告,一共是九個月,現在我已經申報了十八個月了,十八個月我有什么責任?他說沒有公告我們就是假冒。“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團是我注冊的,怎么會大午集團假冒大午商標非法銷售大午產品?罰款五萬,這官司怎么都打不贏,因為中院那個院長是工商局局長改任的,他本來只封了我一個商場,一打官司,石家莊所有的商場全給我封了,一拖半年。六個月期滿,返回重審、申訴,然后又拖六個月。他們不怕,你還做不做買賣?最后我跟他們講:請客,我孫大午有眼無珠,冒犯了您,罰了五萬就算了。

        技術監督局就更厲害了,要有標識、廠名、廠址、商標、重量、生產日期,是河北省名牌也不能打“優”。比如說我那飼料是河北省名牌,河北省名牌、保定市名牌就因為打了個優質產品的“優”字,被罰款,標識不符,你可以打“名牌”,不能打“優質”。而且印這個商標都得到他們指定的廠家去印,本來我們自己印一分錢,到他那兒印五分,我這一天飼料就用兩千個袋子,就是兩千個商標。還有計量,計量器具,說查就查,就說我這個加油站,一年至少查六次,每次拿兩千。我就想,國家管這些事情合理不合理呀?可能在座的都認為合理。

        那么賣雞蛋的衛生狀況是衛生局檢查重要,還是顧客檢查重要呢?顧客是最好的調節者、檢查者。包括工商局打假冒偽劣,這個假冒偽劣是他打下去的?這個假冒偽劣是好企業、名牌產品打下去的,相反,要說句實話,他們才是那個假冒偽劣的保護者,你只要和他們勾結好了以后,假煙、假酒照造不誤,國家一抓,他就先通知說打假了,別生產了。真正的好企業不會去勾兌,不會去送禮,比如說我這個企業十八年了,我敢說沒有一件產品是假的,沒有一件是次的,因為顧客一投訴到我這兒來,那個廠長就要撤職、受處分,主動給人家賠償。這個假冒偽劣是工商局打下去的?這個重量是他們計量局檢查出來的?我看都不是。

        大家都知道農民的出路在于非農業,但是在農村發展非農業生產搞二三產業非常艱難,我說農民頭上有八座大山,國家應該給農民修路搬山。具體講,銀行信用社在干什么?我這企業現在固定資產也得上億,貸不出款來,幾乎就沒有貸款,發展初期我最多貸過五萬塊錢。去年年底我那飼料廠需要五十萬塊錢,我們有一百萬三月份到期的存款,差一個多月。為了節省這三四千塊錢的利息,我們拿這個存款單去抵押,想在銀行貸五十萬塊錢的款,當時我在北京開會,電話打過來說要董事長回來簽字,我說行,但我簽字還不行,需要董事會里的人都要簽下字,我說那就算了吧。現在要揭露一下這個黑暗,好企業根本貸不出款來,怎么貸呢?大約是10%~15%的回扣。你們不相信就去查。前三年的時候我建了一千畝的葡萄園,保定市都立了項了,投資1200萬,說讓我貸600萬,花些錢,我也同意了,不管怎么著,建一千畝的葡萄園這么大的事,花幾萬貸點款吧,沒辦下來。然而現在我的葡萄都豐產了,甭說600萬了,60萬,6萬塊錢也沒貸出來。我就說叫那個行長把錢給我退回來,只退了我六千。我覺得銀行信用社在下面就是金融壓迫。

        工商局在管什么?我從85年起開始建企業,工商局就卡豬、卡飼料,讓成車的飼料爛掉,現在還卡糧食,去年扣了我一車糧食,一車糧食罰款3000。那么怎么才能不讓他扣呢?你就得給糧食部門交合法的單據費,我們最高的時候曾經一年交差價60萬,這就是糧食流通體制的改革。我就不理解,糧食都爛在家里面了,為什么不讓流通。稅務局在干什么,稅法是什么?稅法就是財政開支保障法,讓你拿錢沒商量的法。土地局在干什么?土地局在限制企業,你不花錢就違法,花錢除了天安門廣場不能建,哪都能建。水利、衛生、畜牧等部門都在做什么?鄉鎮政府又在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在管制農民的勞動,限制農村的發展。

        農村有勞動力但缺乏勞動的空間,中國農村問題的實質是權力和資本對農民勞動權利的限制和剝奪。發展清障的難點是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部門起草人大通過實施的部門法律嚴重制約著農村發展,束縛了農民的手腳。比如說今年3月1號生效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條就規定維持土地的農業用途,不得用于非農建設;第三十三條,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應當遵循不得改變土地所有權的性質和土地的農業用途。很顯然,農民承包土地的義務和責任就是必須務農種地,否則就是非法。大午集團占了100多畝的廠區用地,一直是非法的。這些土地是1985年取得的使用權,建了養豬場、養雞場,一開始是鎮里面土地所要一萬。這一萬不給,告到縣里面。縣里要五萬,又不給。到保定市土地局是十萬,不給就推平了大午集團,而且他們來執法,警車呼嘯,院子里大約有三十多輛執法車輛,人要是膽小能給嚇死,肚量小能給氣死。市土地局的局長說:大午,你這個土地違法。我說:這個《土地法》是1987年1月1號生效,我是1985年占地,1985年占地怎么會違反1987年1月1號生效的《土地法》呢?他說:你1985年占地,你也不能搞建設。我說:得看什么建設。1987年的《土地法》說農民可以在承包地里從事農林牧漁業生產,“農林牧副漁”咱們砍去了一個“副”字,就是說農林牧漁是可以的,我就是農牧集團,養雞、養豬,我符合。他說:我說你違法就違法。我說:你要是一定這么做,我就告你。

        他說:“中級法院和我們聯合辦案,我怎么說他怎么判”,我說“送客”,工人們就把他轟出去了。后來河北省土地局又來了個執法處長,電視臺也來攝像,當然是我怎么丑他怎么照我。我跟那個處長說:我搞的是農牧業,我不違法。他說:“大午,說你違法就違法。你不要說是養雞場、養豬場,你看那山坡上蓋個牛棚搭個羊圈不經過我們同意,不經過土地部門批準,都是違法占地”,我說:“×處長,你這話得負責任,你有依據沒有?有文件沒有?”他說:“你要個文件,好說,回去給你寫一個!”這些都是他們的原話,這些電視臺都是不會報道的。企業到了今天,不要說你推平了我這個大午集團,你拿炸藥包炸了我都不怕。我一直說私營企業不姓“私”,我不認為是我的財產,私營企業就是一種生產經營形式,你把它毀了吧,我回去上班去,別的地方用20萬年薪聘用我。這事情到現在不了了之,也就合法了。

        那么怎么才叫合法?我們那有個集團董事長,我問他,你的土地怎么合法的?他說首先和農民談判,一畝地給他們一千斤小麥;第二步和村里面談判,每年給支部貢獻一定的錢;然后和土地局談判,告訴土地局:“我和農民都說好了,把這些地征為國有吧。回去辦個手續征為國有了,這個手續給土地局一畝地一萬六,也就是說他征用這塊地給了土地局一萬六,給了村里一部分,給了老百姓一部分,這個土地就辦成合法的土地了。”我就問:你這手續辦來辦去這土地到底屬于誰呢?他說從法律文憑上屬于國有土地,實際上屬于農民,每年農民都跟他要錢,農民說:“這地是我的,我沒同意征為國有。”你說這個土地屬于誰?這就是合法的。

        我想《土地法》的本意是保護土地,大家都問土地有多少,沒有個準數。幾年以前公布的數是14.9億畝,現在是20億畝,還有20億畝非耕地,國家說人地矛盾非常緊張。浙江土地人均才0.4畝,怎么那么富?日本資源那么少、土地那么少,怎么那么發達?香港彈丸之地,養著600萬人口,是土地少的問題嗎?顯然不是。

        現在的農村是八個大檐帽管一個破草帽,如果把這八個大檐帽都去掉,或者剩一個大檐帽管八個破草帽,恐怕農村就不是這個樣子了。一句話,問題不在執法,而在立法。各個部門都有法律,衛生局有《衛生法》,農業局有《農業法》,土地局有《土地法》,畜牧局有《畜牧法》,工商局有《工商法》,他們都有執法隊伍。唯獨農民沒有法律,誰來保護農民?農民的執法隊伍、企業的執法隊伍在哪兒?咱們國家不是吏治的腐敗,而是法治的腐敗,立法是部門立,是沒限制的法,沒有管它的法律。那個部門法符合不符合憲法?符合不符合整個國家的大局利益?所以我說國家的利益部門化,部門的利益法制化了,部門的利益私有化了。這些部門法的產生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產物,是技術官僚的杰作。這些技術官僚腦子都特別聰明,論證嚴密,一環扣一環,叫你看了以后還很信服。我非常敬佩他們的腦袋,但是他們沒有坐到老百姓這邊來,他維護的是部門的利益、官僚的利益。

第三,農村缺什么。

        農村不缺資金,不缺人才,不缺市場。這個觀點很多人可能不接受。

        我先說農村不缺資金。兩個方面認識:第一,河北省去年農村農民存款大約兩千個億,這在十萬億里面是非常渺小的,河北省五萬個村莊,平均一個村莊大約四百萬。這四百萬要是返回農村的話,每個農村都可以啟動一些企業,可惜返不回去,這些錢都建設了那些窗口城市、花瓶城市。

        第二,什么叫錢?錢就是勞動符號,勞動就應該產生錢。比如說一個十口之家,男的種地,女的在家里做飯。男的種地回家,女的不給他把飯做好,這個家就得解體。男的種地,女的在家做飯,回來以后家里和和睦睦,一家子沒有金錢往來,他們倆實際上進行了一種勞動交換。假使一個人種地一個人做飯就可以供十個人吃飯,那八個人干什么呢?就得有種樹種草的、蓋房修路的、讀書做文章的,提高整個家庭的生活品味,人人都有事干,人人都在進行勞動交換。有十家也進行這種勞動交換。你們家蒸饅頭,我們家就做米飯,商品交換,這個時候就要用紙幣。幾個村在一起,這種互為勞動就產生很多家庭的財富,就有詩人、畫家、修路的、架橋的、種草的、開車的、開飯館的、辦學校的。這個互為勞動起來以后,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這才是發展方向。現在農村沒有這種勞動,現在農村的狀況是一個人種地,一個人做飯,八個人曬太陽,和現在的朝鮮差不多。當然有一部分是進城打工,但是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在閑置。這就是我的觀點,農村有勞動力,不缺勞動,農村不缺錢。

        農村也不缺人才。咱們國家的農村人才應該說是過剩的,比如說經過九年義務教育的這些初中生,模仿能力是非常強的。我那個企業十七個生產廠,工人大多是初中生,這些企業都做得很好。而且大學生越來越多,我到石家莊市場上去招30個老師,給我投檔的有600多個。他們找工作是非常難的,而且心理壓力很大,負債幾萬塊錢還找不到一個工作,精神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農村的人才都不缺乏。

        農村不缺市場。什么叫市場?需求就是市場。我在北京和一些教授坐在賓館里談,我說就是你需要這么好的賓館,那農民不愿意住啊?他需要,需要就是市場。他們沒錢,沒錢是因為不讓他們有錢,管著他,不讓他勞動。生產能力過剩是現在社會的通病,生產容易消費難。應該發展勞動,解放勞動力,如果農村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國家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15%,保持十年都不成問題。

        第四,建議出臺《臨時鄉村法》。這篇文章在《改革內參》上摘要登了。我的本意是希望給農民出臺一個保護法,各個部門都有法,能不能給農民出個法,擋一擋這些形形色色的法律,給農民一個勞動的空間?大家都看到了政府的開發區,非常火,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保護區,這些部門法律在開發區無效。為什么不能給農民的勞動筑一道保護墻,擋一擋各個部門的洪水猛獸?讓一切抵制這個臨時法的都無效,什么糧食統購統銷、什么生豬專宰、工商經營許可、技術審批、金融壓迫、土地管制,統統讓它見鬼去。億萬個農民家庭就是億萬個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主體,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能夠負責任,我們應該相信他們。他們出了問題有法律制裁,有刑法、民法管著他們。這樣農民就可以就地互為勞動,就地自主擇業,農民的身份自主、自愿、自然地改變,愿意做工人就做工人,愿意種地就種地,愿意做老板就做老板。這樣對農民是“惠而不費,勞而無怨”,農村仍然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第五,我們的國家是有希望的。1905年11月,清政府派五個大臣出去考察憲政,1906年7月返回,8月份清政府就決定仿效憲政,方案到1908年出臺,以九年為期,也就是說君主立憲到1917年才實行。歷史是不給這個時間的,全國出現反抗,到1910年清政府急了,決定縮短君主立憲過渡期。但已經來不及了,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了。辛亥革命以后出現了一個新政權,按孫中山的本意是五權憲法,是一個民眾共和國。但遺憾的是國民黨是以官僚買辦地主階級為主體的,必然要代表這些人的利益,因此出現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獨裁,孫中山的革命沒有成功。毛澤東領導農民起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取得勝利之初,毛澤東很明確地提出中國革命勝利以后要搞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是到了1955年以后開始搞社會主義革命,先公私合營,最后搞共產。因為共產黨的底子就是農民、工人、無產者,所以毛澤東必然代表工人農民的利益。這就是我們所經歷過的歷史。可以說從1898年的戊戌變法這一百多年來,咱們一直在探索社會發展的方向。

        中國共產黨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行的不是民主共和制,而是民主集中制。沒有搞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是由黨的性質所決定的。我覺得毛澤東不可能是華盛頓,毛澤東沒有錯。華盛頓既代表資產階級,又代表美國人民大眾,他進行的是獨立戰爭。如果大家看一看美國的歷史,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就要求精英治國,第三任總統杰弗遜就想搞平民治國,他們倆打得不可開交,有多少年不說話,后來卻成為了好朋友,最后在美國建國五十年紀念日同一天死去。這就是共和。一個國家不可能沒有專制,一個國家也不能沒有民主,民主和專制是一對矛盾,又是一對統一,憲法是調節民主和專制的機器。民主集中制不需要憲法,因為民主集中制就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但是民主共和制就必須有憲法,憲法是共和國之魂。我覺得蘇聯改革就沒有制訂一部憲法,因此垮掉了,蘇聯共產黨也垮掉了。鄧小平好像沒有論述這個問題,在重大政治理論問題上沒有講,就是先發展生產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國家不能亂,不能出現兩極分化,因此要搞四個堅持。我覺得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與時俱進,有理論高度,但是三個代表的實踐是非常難的。我注意到十六大提出了中國共產黨不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還是中國人民的先鋒隊,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因此如果大膽說一下,中國共產黨正在向社會民主黨轉變。

        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憲法實施二十周年的講話講得很好,任何政黨組織都要尊重憲法,都要樹立憲法的權威,這也是一個信號。我在給河北師大的學生做報告的時候,我說過我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我不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因為我小時候學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哲學簡本》說馬克思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就是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國界,沒有民族、甚至沒有膚色差別,是一種理想的世界大同社會,這種社會的實現是一種自然的歷史形成過程。我去歐洲考察,我看到歐洲的情況正是馬克思所說的,在逐漸地實現著共產主義。而《共產黨宣言》是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制來實現共產主義,而且列寧還實踐了。我說實現共產主義不一定非通過這種形式來實現,應該說歐洲共同體要比咱們中國距離共產主義要近得多。前幾天我讓集團的董事們去香港、澳門旅游,回來我的副校長匯報,他說感受太深了,到了香港環境衛生不用說,稅就是一種個人所得稅,沒有咱們這些麻煩事。每個人都有醫療保障,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每月給700塊的水果費,到了澳門是1400塊的水果費,而且水果費不是養老費。那是殖民地呀,咱們教學生天天怎么教的呀?

        我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我不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完成這個偉大的歷史使命,即將我們的國家由民主集中制變為民主共和制的時候,我還真的要高呼共產黨萬歲,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還愿意做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將竭盡全力,努力奮斗。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我想在不久的將來,會還軍于國,還政于民。應該說,尊重憲法、人大,還政于民已經開始了。還政于民,最好從農村開始。黨支部的領導權應該變成監督權,支部書記可以競選村長,競選不上,就要靠邊站,服從民意的選舉。只有理順這一關系,農村選舉法才能落到實處,人民(農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謝謝大家,請大家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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