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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慶全:我眼中的孫大午

添加時間:2017-12-03 09:23:59  瀏覽次數:

 徐慶全:我眼中的孫大午

 

祖國/我對你意見太多/請不要怪我/因為你的丑陋/代表著我

祖國/我對你意見太多/請不要怪我/因為我是你忠實的兒子/你可以任意折磨我

祖國/我對你意見太多/請不要怪我/因為我理解你/你可以不理解我

祖國/我對你意見太多/請不要怪我/我愿意你十全十美/因為你就是我

祖國/我對你意見太多/請不要怪我/因為我不能改變/我就是我

 

       這是河北省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在2008年8月做成的一首詩。當年9月,我和王建勛一起到他的“大午溫泉城”采訪,酒風浩蕩之時,這個易水河畔的剛烈漢子用豪邁與悲愴的口吻朗誦的。
王建勛記下了當時的場景:“其時,站得筆管條直的身軀微微發顫,兩只大手緊緊按住桌沿兒,臉向上翹,被血色漲得通紅,眼眶中的淚逐漸盈余,又順頰而下,吧嗒吧嗒地砸在塑料桌面上。他旁若無人地盡量發泄著自己胸中長期郁結的憤懣,聲蕩四壁,干云裂帛。此情此景,正應了那句老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

 

       詩言志。讓孫大午以詩說“意見”,是因為我們的話題是從2003年的那場官司開始的;而正是這場官司,讓孫大午從“非典型”而成為典型的。
 
       1000只雞起家的“非典型”企業
 
       現今,在梳理改革開放過程中私營企業的發展脈絡時,曾任中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的保育鈞認為,私營企業是“看”出來的。由個體戶開始而慢慢成長的私營企業,實際上一直意識形態陰影的籠罩之下:雇工問題觸動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神經,因而有了可笑的“七上八下”——雇7個是社會主義的,可以;雇8個就是資本主義,不可以——的爭論。對于這場爭論,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鄧小平充滿智慧的“再看”,“看”出了中國私營企業的前景;在貧瘠的徐水縣六郎莊成長的孫大午,也“看”出了搞農民企業的“錢途”。

       1985年,當時還是銀行職員、吃著“國家糧”的孫大午,組織5戶農民成立一家養豬場和飼料廠。每戶入股金2000塊錢,1萬塊錢為本。本金不夠,他利用在銀行工作的便利,又貸款2萬塊錢。可是出師不利,當年就賠了1萬6;第二年就本利都賠上,廠子瀕臨倒閉,散伙成趨勢。

       孫大午有擔當。他退還4戶人的入股錢,獨自承擔虧損。其后,孫大午輔佐,夫人劉會茹獨自經營。本少,只能夠養1000只雞,就靠這1000只雞滾動。滾動到1988年,這個廠子已經有資產上百萬、七八十個工人的規模了。

       1989年,孫大午辭去公職,專心當大午飼料廠的廠長。又10多年,到2003年,孫大午成為一個擁有十幾個企業、近2000名職工,一所3000名師生的大午中學,總資產2.3億元的大午莊園的主人。

       1985年,孫大午起家時,“傻子瓜子”年廣久已成為“風向標”,私營企業已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孫大午只是這股大潮中的一粟,因而他的經營之路不具典型性;從1985年到2003年,18年,孫大午雖然取得了2.3億的成績,并成為河北省響當當的農民企業家,但放在全國來看,與他同時起家的企業家取得23億的成績的不在少數,他的2.3億也同樣不具有典型性。但當2003年他成為“非法集資”案的被告時,他的“非典型”之路終結,“被典型”了。
 
       孫大午的“被典型”
 
       2003年5月27日,孫大午接到通知,新任的徐水縣委書記要請飯。當他趕到鴻燕大酒店時,卻只有便衣和警察。孫大午被捕,隨后被投入死刑犯牢房。157天后,2003年10月30日,孫大午被河北省徐水縣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第七十二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單位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罰金三十萬元。”(罰金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繳清。)


“二、被告人孫大午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罰金十萬元。(緩刑考驗期自       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罰金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繳清。)”


       11月1日,孫大午終獲自由;11日,“孫大午案”一審判決10天后,因事先與法院達成協定,孫大午放棄上訴,“判三緩四”的“緩刑考驗期”開始計算。


       11月4日,徐水縣縣委書記率縣長、縣政法委書記、縣法院院長、縣檢察院檢察長、縣公安局局長、縣人行行長等一干人宴請孫大午。這位縣委書記的祝酒辭是:“……大午,給你提三點希望:第一點,希望你正確對待這次對你的訴訟;第二點,希望你正確對待參加訴訟的這些人和單位,今天告你的人、抓你的人、批捕你的人、判你的人都來了……第三,希望你回來以后繼續把企業搞好,少接觸媒體。你接觸媒體,你說你有罪,個人形象不好;你說你無罪,政府形象不好。”

       縣委書記何以如此忌憚新聞媒體,是因為正是新聞媒體的力量,讓他感覺到抓了孫大午竟然在徐水捅了馬蜂窩。

       (一家農村起家的私營企業的發展,其典型性就是與來自各個方面的各種刁難、非議、甚至是強占、搶占進行各種抗爭。大午在這方面毫不妥協。在G18高速修建時,他企業被擠壓。他舉著材料對我們說,我可以抗爭嗎?這張從2003年5月27日上午孫大午被捕開始,經濟學、法學等領域的學術界各方人士紛紛不平則鳴,從不同的專業角度奮起聲援。眾多國內外新聞機構先后涌進大午集團,把現場抓到的第一手新聞素材編發出去,傳遍全球。11月11日,就在孫大午“判三緩四”的“緩刑考驗期”開始計算這天,香港鳳凰衛視的曾子墨跑到大午莊園來對孫大午進行采訪,隨后制作的兩集節目《逃出囹圄的孫大午》在該臺播出后,社會反響更加強烈。


       這些平面和立體媒介的強烈關注,仗義執言,其立場和傾向自然與徐水縣當局不同。孫大午的出獄,也與新聞媒體的關注不無關系。這位縣委書記在“孫大午案”的社會較量中,一定切身感受到了輿論的壓力。他在壓驚宴上口出此言,是因為是他讓“非典型”的孫大午成為公眾視線中的“典型”人物!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河北省徐水縣人民法院(2003)徐刑初字第192號刑事判決書”中,給孫大午和大午集團坐實的罪名是“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中國人民銀行徐水縣支行徐銀移字(2003)第1號移送案件通知書”中,提請徐水縣公安局對大午集團“依法立案偵查”的也是同樣的罪名——“我支行初步認定該公司涉嫌變相吸收公眾存款。”


       孫大午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怎么被按在頭上的?


       自孫大午與其他4戶吃過散伙飯后,孫大午再沒有從國有金融機構貸過一分錢,企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逐步發展所必備的本金和流動資金,都是靠企業自己籌措和自我滾動積聚起來的。


       在這種“自我滾動”中,有一種互惠互利的方式。如飼料公司必需的原料玉米,國家收購價是每斤7毛錢,大午集團卻以每斤8毛錢的高價計收。對一些不急等現金用的農民,大午集團便以借或存的形式記賬,一定期限后連本帶息一起償還,償還的年息是4.5厘,而同期央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年息是2.2厘。大午集團的職工都是本鄉本土的農民,他們的家庭收入主要就靠工資和土里刨食賣點糧。大午集團的玉米收購價和借款年息都高于國家牌價,職工和他們的家屬當然愿意把玉米或玉米款借或存入大午集團了。非大午集團職工的周邊村民聞知這個好消息,也自愿踴躍參與。孫大午企業發展所需的流動資金“鏈”,就這樣循環滾動起來了。       
       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要保持資金鏈不斷裂,孫大午和他的企業靠的是什么?答案只有一個,長期形成的牢固信譽。

       如此兩全其美的互惠互利方式,卻被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孫大午怎么也想不通。他說:“在監獄的時候,新華社的黃全權采訪過我,說抓我進來的罪名是“非法集資”,這我不同意。首先要問一句,對我們這樣的農村私營企業,有“合法”集資渠道嗎?我們分析過,正常的渠道我們確實走不通,風險也太大,比如說(我們的)千畝葡萄園,市縣都立了項,也給批了600萬元貸款額度,但是,辦了三年,就是辦不下來,用了上萬塊錢公關,就是到不了位,后來一些知道底細的市領導給我點透了,這件事不可能辦下來,因為必須要有10%—15%的回扣,我不是堅決不給,但得有個適量,可是如果不這樣做,就貸不到款,我不敢這么做,而且做這些事非得我自己出面,可我又做不來。眼下只有兩類企業能貸出款,一是領導樹立的樣板工程;另一類就是“用錢借貸”、“送禮回扣”,所以有的企業拿出甚至50%的回扣去貸款。這類貸款一旦貸出來,還可能再還嗎?中央應當看到為什么下面貸款損失這么大,無法追究。根子在管理體制。因為有部門壟斷,就不可能從根子上解決這個問題。”


       孫大午應該想不通,因為有法律依據。徐水縣人民檢察院的指控和該縣人民法院的判決中大午集團“以高于銀行同期利率的方式,吸收公眾存款”罪名,與法律也相抵觸。1991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中的第六條明言:“生產經營性借貸利率不得高于國家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的通知》第三條進一步具體明確了這個“4倍說”:“民間個人借貸利率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但雙方協商的利率不得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的4倍。”從徐水縣法院“經審理查明”的大午集團財務部門與大午集團職工及周邊村民簽訂的1627單“借款憑證”和“借據”中,大部分利率都是央行貸款利率的1倍多,沒有超過2倍的。可在徐水縣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和前引的徐水法院判決書中,都在“高于”兩字后面不約而同地避開具體倍數!


       模糊具體倍數,徐水縣執法機關判孫大午和他的企業就“已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就疑似有了法律依據。在我國現行《刑法》第176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饒有意味的是,主訴“孫大午案”的徐水縣女檢察長,曾經“榮獲”過全國十大杰出檢察長的稱號!而孫大午竟然在她的“模糊”中成了罪犯。


       還有一個饒有意味的事實是,2003年“孫大午案”案發后至今的8年,大午集團的職工和四鄰八村的人還在繼續維持大午集團的“資金鏈”:他們的錢依然興致勃勃地交給大午。徐水縣委人民法院代表的法律尊嚴,竟然在農民的眼里一錢不值。


       從2003年至今,12年過去了,大午集團資產已過20多億。雖然在中國當下的企業排名中仍然不具“典型性”,但大午依然是媒體關注度最高的企業家之一。因為他的企業的發展之路,在當下依然不失其“典型性”。

 

 

八十年代   徐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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